邓小平曾言，若没有毛主席，我们将不得不在黑暗中漫长摸索。然而，我欲表达的是，在没有毛主席的情况下，红军在长征途中必将遭到蒋介石沉重的兵围，注定会面临彻底失败。若参照苏联的革命经验，中国共产党将饱受挫折，付出血的代价。
一九八零年八月，北京的热气还没退。民族饭店正在改建，楼道里有灰，墙边堆着材料，外国客人多半嫌闷。法拉奇偏住进一间没有空调的小屋，关起门来准备问题。她不是来闲聊的。
这个意大利《晚邮报》女记者，早采访过基辛格、西哈努克亲王、梅厄夫人、阿拉法特、霍梅尼，问话像刀，写稿也不客气。她喜欢把访谈原样摆出来，又在旁边添上自己的判断。基辛格吃过她的亏，后来还懊恼，说接受她采访，是一生中很糟糕的事。
她想见邓小平，碰过两次壁。门缝是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帮她撬开的。
佩尔蒂尼一九八零年九月要访华，法拉奇同他私交深，能随时通电话，她父亲也和总统熟。她请总统推荐自己，争取独家专访，也给访华先铺一点舆论。八月十八日，她拿到消息后立刻办签证飞北京，躲进民族饭店。三天后，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，她坐在人民大会堂里，面对邓小平。
寒暄没有多久，她就把问题递到最烫的地方：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，会不会永远挂下去？这话听着问画像，其实问的是新时期中国怎样面对毛主席，怎样面对刚走过的那段路。邓小平没有绕。他说，想要保留。过去挂得太多，到处都是，并不严肃，也未必是真尊重。可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，他为中国人民做过的事，不能抹掉。从中国人的感情上讲，这份纪念也不是谁说拿走就能拿走。
这回答不滑，也不硬撑。邓小平承认毛主席犯过错误，尤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起，错误不小，党、国家、人民都吃了苦，家长作风也让政治生活出了毛病。可他把分寸按住：功绩是主位，错误是副位。一个国家的来路，不是旧账本，不能一生气就撕掉几页。年轻的中国正在转身，脚底下还踩着旧路留下的石子，疼，也不能装作没走过。
法拉奇不肯停。她说，西方人看不明白，中国人谈到那几个人时，嘴上说四个，手却像伸出五根指头。问题贴着毛主席晚年评价往里扎。邓小平把话分开说：毛主席的错误，和那些人的问题，性质不同。毛主席一生大部分时间做了很好的事情，多次把党和国家从危机里拉回来。没有毛主席，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。这个判断不是给谁遮风挡雨，而是在把历史的账一本一本翻清。
这句话放在长征里，才更有重量。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后，红军被迫远行，蒋介石调兵围追堵截，湘江一战血流得太多，队伍差点被打散。遵义会议后，指挥和判断开始转向。四渡赤水、穿插调敌、摆脱围堵，不是地图上几支漂亮箭头，是人在饥饿、寒风、泥水和枪声里抢出来的活路。
若没有从中国实际里长出来的判断，还抱着外来经验照抄，红军很可能被一层层围住，越挣扎越伤筋动骨。苏联道路有苏联的土壤，中国山河太大，乡村太深，敌强我弱的局面太硬，照搬只会多流血。革命不是把别人的方子照着抓药，火候一错，整锅都苦。
法拉奇又问毛主席纪念堂。邓小平讲得直。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毛主席曾提议身后火化，只留骨灰，不留遗体，不建坟墓，他第一个签名，中央高级干部、全国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，签名册还在。修建纪念堂，确实同毛主席原来的意愿不合。可当时这样做，主要是为了稳定。已经建成，再去改变，社会上会有议论。外面猜中国要毁掉纪念堂，邓小平说，没有这个想法。拆不拆，不只是砖瓦问题，也牵着刚刚平静下来的人心。
原定谈到中午十二点。邓小平平时会见外宾，时间卡得准，到饭点就收。这回多谈了十分钟。他看法拉奇还有问题，笑着说，肚子要闹革命了，改天再谈一次。
法拉奇听了，差点从沙发上弹起来。八月二十三日，第二场谈话接上。
她又抛出一句狠话：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。邓小平大笑，说西方怎么称呼都可以，可把他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，他同赫鲁晓夫打了十年交道，了解这个人。这话里有钉子：中国不会照搬全盘否定斯大林那一套。否定容易，连根拔起也痛快，可一个民族不能靠砸碎记忆来赶路。
第二次谈话结束，邓小平同法拉奇握手，半开玩笑问，考试及格了吧。法拉奇说，精彩极了。访谈后，翻译施燕华到民族饭店帮她整理录音。她看见法拉奇一身黑衣，不停抽烟，一天多不出门，晚饭只有饼干和矿泉水。法拉奇问她吃不吃，施燕华一看，饼干总共两块，便让她自己留着。这个细节挺小，却能看见那场采访的紧绷。
采访录很快分两次全文刊出。
世界从这场对话里听见了中国的口气：评价毛主席，不能抹黑，也不能神化；国家要稳，改革开放要走，经济建设要摆在中心，社会主义道路不改。
人民大会堂那天，锋利的问题一个个砸过来，邓小平没有躲，只把话放稳，像把一只旧茶杯轻轻搁在桌上，响了一下，余音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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